社科院：中國經濟增長率“下一個臺階”具有客觀必然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相關課題組近日發布的研究成果認為，因為潛在經濟增長率將低于6%，中國經濟發展已經實質性地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經濟增長率“下一個臺階”具有客觀必然性，是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基本表現之一。自此，中國不再一味追求高增長率，而將“穩中求進”作為調控經濟增長的基本政策取向。

25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發布了理解中國叢書之一《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奮進與包容》。

課題組稱，其實，在“十一五”(2006—2010年)和“十二五”時期(2011—2015年)，中國經濟發展不協調、不平衡、不可持續的問題已經顯露并受到了關注和重視，中央適時確立了要遵循“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為原則的科學發展觀。

在經歷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世界各主要地區和國家的經濟增長均復蘇緩慢，表明世界經濟也進入了一個將歷時較長的調整期(許多經濟學家認為世界經濟處于長周期的下行階段，將歷時20年左右)，再難以支撐中國經濟恢復以往那樣的高速增長。

課題組認為，在國際國內的新形勢下，中國工業增長不再有可能主要依賴大量出口廉價工業品的方式來拉動，必須轉向消費、投資和出口三大需求相對平衡的增長方式。

 在應對金融危機時期，中國加大了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不僅發揮其拉動工業增長的作用，而且為長期經濟發展夯實基礎。其中，高速鐵路建設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成為中國工業的一張“名片”。

課題組說，為應對新形勢，解決深層的體制問題和突出的結構性矛盾，中央的經濟政策思路進行了重大調整，2015年下半年明確提出，“穩定經濟增長，要更加注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強調這“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

此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重要的經濟政策意向，并將“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近期政策重點。而在制定“十三五”規劃中，中央提出要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這成為以新的價值觀和系統觀來引領“十三五”以至更長遠時期發展的行動綱領。

課題組稱，2016年全球制造業競爭力指數中國居首。而中國工業之所以能夠以令人吃驚的高速度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國際經濟的有利形勢。可以說，世界經濟大舞臺給了中國工業高速增長以廣闊的空間，而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也極大地拓展了世界經濟的市場規模，烘托了世界經濟的熱度。

中國工業品以低成本—低價格優勢迅速擴張生產能力和市場份額的強勁勢頭，一直延續到21世紀第二個十年。統計數據顯示，1979-2012年，中國貨物出口保持20%左右的年均增長率，快速成長為世界貿易大國。中國貨物出口占世界總額的比重，改革開放之初不足1%，2002年超過5%，2010年超過10%，2014年達到12.3%。

據國際機構的測評，以低成本低價格優勢和大規模生產能力所支撐的制成品國際競爭力，中國在2013-2015年位居世界第一。但這一優勢從21世紀第二個十年開始相對削弱。據德勤旗下的全球消費者及工業產品行業小組聯合美國競爭力委員會發布的《2016全球制造業競爭力指數》，2016年中國排名第一，美國第二。而據預測，到2020年美國將超過中國位居世界第一。

但課題組同時表示，“產能過剩”和環境壓力令人困惑。越來越多的產業發現增產已經不是好消息，而壓縮產量反而成為改善產業狀況的必要措施。

課題組說，中國工業化歷史性轉折的另一個標志性現象是：以生態環境保護為主要內容的可持續發展問題越來越受到社會大眾的高度關注。面對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威脅，政府制定了整治污染和恢復生態的規劃;工業發展受到有關保護環境和生態政策越來越嚴格的限制，嚴重污染環境和破壞生態的工業項目被禁止。

但是，直到21世紀最初的十年間，中國各地區在追求工業增長和保護生態環境的政策權衡上一直處于兩難抉擇的猶豫之中。尤其當經濟處于高速增長時期，高耗能高污染的傳統產業產能迅速擴張，而實行壓縮產能的政策往往遇到較大阻力。

“因此，中國工業發展能否從以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的粗放式增長模式中走出來，轉向節能環保和低碳減排的綠色和可持續增長的發展模式，是關系到中國能否真正實現工業現代化的一個重大戰略問題。”                                   

（本文轉自第一財經日報）